pg电子模拟器今年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下称临港新片区）揭牌成立5周年。5年来，这片“未来之城”拔节生长，逐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标杆、创新发展的首选地。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下称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审判树规则，以创新促发展，为临港新片区建设保驾护航，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今天（8月19日）上午，在滴水湖畔，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涉临港新片区商事审判工作白皮书及典型案例。

　　本场发布会是“抓实公正与效率——深入推进上海法院工作现代化”系列发布会的第25场。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郑天衣通报了近5年来涉临港新片区商事审判工作情况，自贸区法庭庭长张卓郁介绍了8起典型案例。发布会由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治国主持。

　　白皮书显示，2019年8月至2024年6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共受理涉临港新片区商事案件（不含知识产权和金融商事案件）2826件，审结2393件。

　　从案件类型看，审结服务贸易商事案件1062件、货物贸易商事案件884件、数字贸易商事案件310件、投资贸易商事案件214件。结案方式上，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为1460件，调撤率达61%。

　　白皮书分析，近5年来，涉临港新片区商事案件数量逐年攀升，司法需求体量持续增加。同时，贸易与金融、知识产权、投资架构等“跨界型”纠纷频繁出现，涉外涉外资纠纷占比较高。

　　为妥善化解纠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如构建司法服务保障长效机制，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推出十项举措，推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涉外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决工作室与临港新片区一站式争议解决中心对接等。

　　值得一提的是，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结合临港新片区涉外商事争议解决实践经验，提出制定《浦东新区健全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若干规定》立法建议。该管理措施已于今年6月1日起生效实施。

　　临港新片区成立以来，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新设内外资企业超过10万家，商事纠纷类型也日渐多样。为此，白皮书专门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及数字贸易纠纷进行了类型化分析。

　　如在货物贸易商事案件中，涉及新能源、光伏产业、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产业的纠纷明显增多，反映出临港新片区内技术型前沿企业高度活跃。

　　同时，临港新片区全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国际数据港，数字贸易商事案件中不仅涉及国际国内规则统筹适用，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指标有关的要素也开始出现在相关纠纷中pg电子试玩平台。

　　如何应对这些新特点、新需求，不断优化临港新片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白皮书建议，要提升纠纷多元解决专业水准，完善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推进专家库建设；要完善市场诚信综合体系建设，落实经营信用约束和惩戒机制，加强信息系统的对接互联；要促进前沿产业企业规范经营，更新企业全生命周期法治支持；要提升企业跨境交易抗风险力，吸纳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

　　会上发布的8起涉临港新片区商事审判典型案例，包含上述4种贸易类型，涉及跨境仓储、平台直播、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对于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价值。

　　例如，随着我国跨境交易的发展，临港新片区内集跨境仓储、货物管理、运输、货运代理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领域纠纷数量也随之增长。法院在一起仓储合同纠纷案件中，以判决明确了跨境仓储合同成立的标准，即仓储合同作为不要式合同，保管人和存货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受合同约束，推动跨境物流及仓储行业规则的完善。

　　法院还大力推进纠纷多元化解，在一起加工合同纠纷主管异议案件中，依法认定因默示履行行为而成立的合同书中相应仲裁条款成立，充分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鼓励和支持仲裁发展的司法态度。

　　2021年8月，某电器有限公司与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取得联系，称有一批货物即将运抵英国，要在当地进行销售，需要在当地寻找仓库进行储存，且仓库需具备配合某电器有限公司销售订单进行货物配送的服务。双方确认了仓储费率后，案涉货物于2021年8月28日起陆续运抵英国仓库。案涉货物存入仓库后，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多次将仓储费用明细表发给某电器有限公司，但某电器有限公司一直未按时支付仓储费用，仅在2022年2月28日向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指定账户支付过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万元仓储费。

　　2022年9月，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某电器有限公司支付相关仓储费。某电器有限公司辩称，实际存货人为案外人英国某公司，某电器有限公司非案涉货物的实际货主，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也不是仓库的所有权人，本案原被告诉讼主体均不适格，因此某电器有限公司无需向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仓储费。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某电器有限公司是否为适格的合同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九百零五条的规定，仓储合同自保管人和存货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某电器有限公司曾向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发出邀约，告知其需要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货物在英国的仓储等服务，并同时进行询价。某电器有限公司在接收价格清单后，向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了加盖有某电器有限公司公章的电报放货提示以及营业执照，并要求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尽快提供仓储服务。从上述行为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已就案涉货物的仓储达成合意，构成仓储合同关系。其次，从实际交易主体来看，均是某电器有限公司相关人员与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在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某电器有限公司催款后，某电器有限公司从未就付款主体、仓储费金额提出异议，并于2022年2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某电器有限公司支付过仓储费10万元。且某电器有限公司此前从未向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披露实际存货方为案外人英国某公司。综上所述，某电器有限公司拒绝支付案涉仓储费并无依据。据此，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随着我国跨境交易体量的日渐增长，临港新片区内涉及跨境仓储、货物管理、运输、货运代理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领域纠纷数量随之增长。仓储合同作为不要式合同，保管人和存货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受合同约束，且不以存货人是仓储物的所有权人为前提。任何一方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均需承担违约责任。本案的判决明确了跨境仓储合同成立的标准，有利于临港新片区内跨境物流及仓储行业规则的完善，督促相关经营主体规范缔约、诚信履约。

　　2015年2月13日，长某合伙企业与陈某、张某、贯某公司等签订了A轮投资协议，约定长某合伙企业以630余万元价格认购贯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015年12月1日，长某合伙企业与陈某、张某、贯某公司等签订了B轮投资协议，约定长某合伙企业以160万元的价格认购第三人新增注册资本。2016年6月6日，长某合伙企业与陈某、张某、贯某公司等签订B-2轮投资协议，约定长某合伙企业增加投资至220万元。

　　2016年6月30日，长某合伙企业与陈某、张某、案外人签订C轮投资协议，约定案外人对贯某公司进行投资，且约定如贯某公司在B轮投资协议项下的B轮增资登记日起五年内未能完成上市，投资方有权（但非有义务）要求创始股东赎回投资方持有的股权；并约定在触发股权回售权时，C轮投资方有权要求创始股东优先回购C轮投资方届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如在创始股东完全回购C轮投资方届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后，尚有剩余的资产，则该资产方可用于回购B-2轮投资方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如在创始股东完全回购B-2轮投资方届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后，尚有剩余的资产，则该资产方可用于回购B轮投资方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如在创始股东完全回购B轮投资方届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后，尚有剩余的资产，则该资产方可用于回购A轮投资方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上述协议签订后，贯某公司一直未能完成上市。长某合伙企业诉至法院，请求陈某、张某向其支付股权回购款。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C轮投资协议约定，因贯某公司一直未能完成上市，已触发股权回售权，投资方有权要求陈某、张某履行股权回售义务，但该协议同时约定，创始股东履行股权回售义务时应按照C轮、B-2轮、B轮、A轮的顺序进行。按照该约定，长某合伙企业作为B-2轮投资方投入的本金及相应收益，其股权回售权的行使条件在创始股东对C轮各投资方履行回购义务后方成就；长某合伙企业作为B轮投资方投入的本金及相应收益，其股权回售权的行使条件应在创始股东对C轮、B-2轮各投资方履行全部股权回售义务后方成就。现长某合伙企业未提供证据证明创始股东已对C轮投资方及其他B-2轮投资方履行股权回售义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股权回售权优先于原告的其他投资方均已明确放弃权利，不足以证明原告行使股权回售权的条件已成就，长某合伙企业无权要求陈某、张某履行回购义务。据此，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长某合伙企业的全部诉讼请求。

　　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是资本市场中采用的重要融资工具。司法实践中，需要根据具体证据审查投资协议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回购的成就情形，以确定附条件股权回购义务是否生效。本案的判决体现了对合同条款的精确审查，促使投资人和目标公司在签订相关投资协议时更加谨慎、规范设计条款内容，明确各方权利义务，降低诉讼风险。在保护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强化了临港新片区作为创业前沿阵地的法治保障，有利于区域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优化了区域内的营商环境，促进投融资活动的稳步进行。

　　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先后签订《购销协议书》《代理商补充协议书（互联网销售）》，约定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授权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在2015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销售某品牌系列家用净水器。2017年12月18日，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具《旗舰店开店独占授权书》，载明授权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在天猫开设品牌旗舰店，授权期间为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2019年6月13日，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再次出具《天猫旗舰店独占授权证书》，对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在天猫平台开设独占旗舰店的授权有效期延至2019年6月30日止。2019年12月30日，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三方协议》pg电子试玩平台，约定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将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权转让给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后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转让对价，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向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交付了产品PNG图、商品详细页、品牌故事页、产品视频、安装示意图等视觉素材。在旗舰店的运营权转让过程中，由于该店铺被天猫平台监管而无法变更主体，天猫平台提出可在关闭原店铺再行重新开店的处理意见。经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要求，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向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交付了用户信息数据，并于2020年7月1日完成了旗舰店的清退。后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另行设立了旗舰店。2021年12月28日，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未能及时完成旗舰店的运营权转让已构成根本违约为由，通知要求解除《三方协议》。后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三方协议》解除，并要求返还店铺运营权转让款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违约金等。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辩称，《三方协议》中没有约定解除事由，合同履行过程中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权事由，其不存在迟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且旗舰店已经无法恢复至合同履行前的状态，不同意全部诉讼请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三方协议》履行过程中，天猫平台因旗舰店在入驻时提交非正规资质而认定该旗舰店不符合主体变更前提，并提示可重新开设天猫店铺。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得知若原店铺不关闭会导致无法重新申请旗舰店后告知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关闭旗舰店，并要求提供包括旗舰店的粉丝和客户信息在内的材料，而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在旗舰店关闭后重新设立了旗舰店，可见各方就《三方协议》的内容变更达成了一致。在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关闭原旗舰店、交付资料的过程中，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并未就合同履行的内容提出异议，故案涉《三方协议》已履行完毕。就上述变更，各方并未就价格进行协商并达成补充协议，结合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权转让与关闭旗舰店并重新设立旗舰店的差异性、《三方协议》的履行内容变更后对销量的影响、《三方协议》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酌情将合同履行对价予以扣减。据此，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返还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部分转让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更新，电商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客户数据、交易信息等数据资产对于电商行业的价值逐渐凸显，但其定价标准尚不清晰。本案中，因案涉店铺无法实现主体转让，各方就重新开设新店铺并完成相关客户信息、数据素材的交付作为替代性方案达成一致，并进行了实际履行。法院结合两种方案的差异性、《三方协议》的履行内容变更后对销量的影响以及数据资产本身的价值等因素，对转让对价进行了调整，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同时亦提示相关企业规范经营，遵守电商平台的运行规则，审慎转让企业店铺。

　　某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某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具有会员身份，会籍期限自2009年5月20日至2040年7月23日止。因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就其国有土地进行收储，该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于2022年3月12日起正式全面关闭，并发布了相关公告，告知会员在双方签订《解除服务合同协议书》后退还会籍清退款项及具体清退标准。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认为该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关闭球场、清退会员的行为系根本违约，其在获取巨额土地增值收益的同时，严重损害会员利益。因全国及上海地区高尔夫会籍自2014年至今价格涨幅巨大，由于俱乐部违约，导致其丧失了未来约19年的会员权益，该权益应当按照目前市场状况估算并折现赔偿。某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同意退赔，但认为案涉高尔夫球场被收储系客观因素导致，其并无过错，且某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主张的预期利益损失远超在合同订立时能够预见的范围，且会籍会费涨价的原因复杂多样，因此产生的利益不应归会员所有，应按实际年限进行折算。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俱乐部会籍具有商品属性，同类型会籍的入会价格与2009年购入时相比有所上涨，其原因具有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某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对案涉球场的实际经营、货币的购买力、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市场热度等等。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因客观原因而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确实产生了损失，但其主张的损失金额缺乏合理性：该损失并非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必须产生的成本，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因案涉合同关系解除而使其丧失商业机会或承受经营利益损失，故其主张的损失不属于因案涉合同关系解除而承受的实际或预期利益损失，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均无法预见到会籍价格的涨跌。比照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实际支出的会籍费用总额，某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所提出的补偿方案尚属合理。故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案涉合同解除，某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向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返还会籍费用并酌情偿付损失。

　　本案中，某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为临港新片区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经本案审理，明确了俱乐部会籍具有商品属性，并确认了酌定其具体价值的判断标准之一为不应超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能够实际预见的范围，对于该类企业清退会员并进行赔偿的标准起到了示范作用。本案体现了司法审判平等保护中外主体的价值观，对于优化临港新片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典型意义。

　　某石油公司与某煤层气公司签署了《采购合同》，约定某石油公司向某煤层气公司供应一套外输计量撬（含三套超声流量计）。为了向某煤层气公司供应上述货物，某石油公司与某计量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某石油公司又与某能源公司签署《代标合同》，委托某能源公司在某检测院进行上述流量计的天然气实流标定代理服务。上述合同签订后，某计量公司根据某石油公司的指示，直接将上述三套流量计寄送给了提供实流标定服务的机构某检测院，指定收货人为某检测院工作人员龚某，某检测院在完成了实流标定服务后，龚某将三套流量计通过某物流公司寄还给某石油公司。为此，某石油公司共向某物流公司支付了1086元服务费。运输过程中，某物流公司将该业务转包，实际承运的驾驶员在夜间行驶时未注意观察路况，发生事故，其中两件货物烧毁。某石油公司起诉要求某物流公司赔偿烧毁货物的损失412000元及实流标定费用45200元等费用。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价条款是托运人针对价值较高的货物，在缴纳正常的运输费用外，根据声明的货物价值按一定比例向承运人缴纳保价费，发生货损后承运人按照声明价值进行赔偿的条款。一般而言，托运人在寄递货物时，承运人会对保价条款进行说明提示，或者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以标粗标黑的方式进行重点载明，托运人也会据实进行保价，在发生货损后严格按照保价条款进行赔偿。在本案中，根据某石油公司提供的证据，龚某并非通过某物流公司的公众号或者微信小程序等官方途径下单，而是直接将运输信息等告知了某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并完成下单，某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并未对于保价条款的内容向龚某进行提示或者说明，故保价条款对某石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与此同时，龚某在下单时，曾明确表示“保价3万”，故可以合理推知龚某对于“保价”本身的含义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应为明知，理应承担不诚信申报保价金额的法律后果。某石油公司基于对某物流公司作为一家全国知名的物流运输企业的信任，将案涉货物交付运输，且双方并未约定可以转包，但某物流公司未经托运人同意，在货物实际运输途中将该业务转包，扩大了货物受损的风险。综上，考虑到双方对于损失的发生均存在过错，法院酌定某物流公司赔偿某石油公司货物损失247200元及实流标定费用27120元。宣判后，某物流公司依法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运输合同中的保价条款实质上是当事人之间在订立运输合同时对货物损害赔偿数额的一种预先约定，如无特殊情况，应当尊重双方约定予以执行。但是，如果承运人对于货损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或托运人未诚信申报保价金额，则保价条款的适用理应受到相应限制。本案综合考虑物流服务合同缔约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及过错程度，做出平衡性判断，对于规范物流服务行业托运、承运双方行为具有示范意义。

　　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均系临港新片区注册企业，2021年9月双方签订《引流销售保量服务协议》，约定由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安排在快手、抖音、小红书等各平台进行引流，服务期限为30天，服务费10万元，销售金额预计将达20万元，退款金额根据实际销售金额进行结算。服务期限届满后，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仅完成514元销售额，与预计销售金额之间差距较大。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完成合同销售金额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返还服务费并赔偿其未完成销售金额所对应的预期利益损失。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预期销售金额构成服务交付内容的组成部分，故对其已经履行服务部分的价值，应当结合预期销售金额的完成情况进行判断。对于已付服务费，应在服务费总额10万元中扣减实际销售额占预期销售额相应比例金额后予以退还。对于预期利益损失，法院认为该损失并非未达销售金额而导致的必然损失，故不予支持。

　　平台经济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直播经济、直播文化逐渐成为网络销售主流途径的背景下，商家往往期望通过引流方式大幅提升商品营销额，而直播服务提供方往往提供“保量”承诺。合同履行过程中，直播的实际关注度、商品实际销售量均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商家难以掌握直播流量、后台结算等关键数据信息，“保量”销售存在较大违约风险，容易引发纠纷。本案结合直播经济特点、服务提供实际情况与双方合同约定做出判断，对于确认直播服务对价、规范直播服务合同条款及履约行为具有典型意义。

　　某乙物流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与荣申公司签订了《外协运输合同》一份，荣申公司向某乙物流公司提供公路冷链运输服务。同年2月，荣申公司与某甲物流公司、某甲物流公司与某乙物流公司在同一时间签订了《外协运输合同》各一份。三份《外协运输合同》除合同当事人、运费价格等内容外，其余内容均一致。某甲物流公司诉称，荣申公司自2021年11月开始拖欠某甲物流公司2021年6月、7月pg电子试玩平台、8月的运费，交涉过程中某甲物流公司发现三方之间实为同笔业务，荣申公司运输业务并未由某乙物流公司实际承运，其受欺诈与某乙物流公司签订《外协运输合同》，故请求撤销其与某乙物流公司签订的《外协运输合同》，某乙物流公司返还已付款项。某乙物流公司辩称，其在签订合同期间并不知悉荣申公司是否虚构业务，且某甲物流公司并非受欺诈方。荣申公司述称三方系虚伪意思通谋，运输合同无效，法律关系实际为借贷关系。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三方签订的连环《外协运输合同》是否因通谋虚假意思表示而归于无效。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虚假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都知道自己所表示的意思并非真意，通谋作出与真意不一致的意思表示。某甲物流公司、某乙物流公司及荣申公司之间流转的用车需求和对账单上记载的实际车辆信息中并未对具体的发货、收货地点作出明确约定，也未对运输货物的明细、要求、重量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某甲物流公司、某乙物流公司及荣申公司均对三方之间并未实际发生真实的货运行为予以确认，三方之间形成了无真实运输内容的闭环交易链。三方真实的合同目的是通过虚构运输合同，达到荣申公司向某乙物流公司借款的目的。某甲物流公司作为上述交易的中间方，通过转移支付第三人还款的方式收取固定比例的费用。在某乙物流公司、某甲物流公司明知上述交易模式的情况下，双方签订的案涉《运输服务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双方虚假意思通谋的行为，该合同应属无效。某甲物流公司主张撤销《外协运输合同》，于法无据；其支付给某乙物流公司的款项，名义上系基于运输合同关系支付给某乙物流公司的价款，但实质上系荣申公司通过某甲物流公司向某乙物流公司清偿的借款，故某甲物流公司要求某乙物流公司返还已付款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驳回某甲物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甲物流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融资性运输合同与买卖合同中的闭环交易相似，但相关纠纷尚未大量显现于司法裁判当中，在运输合同中出现的融资易，亦因其存在通谋的虚假意思表示而应给予无效评价。本案中，法院对案涉多份合同进行了穿透式审查，通过分析合同的签订、内容和履行情况等来全面探求真实法律关系，认定相关运输交易系双方以虚假意思进行通谋的行为。本案准确识别了案涉运输合同的融资目的，对于依法规范相关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某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向某制衣有限公司员工发送一份《加工合同》，约定某制衣有限公司为某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羽绒服等内容，其中包括合同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的仲裁条款。此后某制衣有限公司未对合同条款提出过异议，并向某实业有限公司交付《加工合同》约定的大部分羽绒服成衣，某实业有限公司予以接受并支付加工费。现某实业有限公司以《加工合同》成立并生效，某制衣有限公司违约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加工合同》项下未交货的3个订单等。在首次开庭前，某制衣有限公司以《加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成立为由提出主管异议。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微信向某制衣有限公司员工发送涉案《加工合同》，可以认定某实业有限公司要求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并将合同书发送给某制衣有限公司。在签名、盖章或捺印之前，某制衣有限公司已向某实业有限公司交付《加工合同》约定的大部分羽绒服，某实业有限公司予以接受并支付加工费，可以认定本案符合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情形，据此该合同成立。鉴于某制衣有限公司未在合理期间内对合同条款包括仲裁条款提出过异议，可以认定《加工合同》的全部条款包括仲裁条款均已成立。综上，双方达成了仲裁协议，本案应由约定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故裁定驳回某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裁判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

　　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本案按照有利于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通过合理解释《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明确仲裁协议独立性的制度目的在于保障仲裁协议有效性以及纠纷应根据当事人的合意通过仲裁的方式得以解决，认定合同书因默示履行行为成立，合同书中的仲裁条款同步成立。本案明确了当事人默示履行包含仲裁条款的合同书情形下，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合同争议的主管范围。裁判充分体现了法院推进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鼓励和支持仲裁发展的司法态度，为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